近十幾年來，各地博物館不少都建了新館舍，觀眾觀展體驗也大為提升。在新館建立后新老館舍并用的不太多，這里就有浙江省博物館。雖然沒有新館高大寬綽，但浙博老館已成為浙江歷史的一部分，這樣一座建筑讓它繼續(xù)作為博物館實在是最好的安排。

　　清代康熙皇帝曾經6次南巡，到達杭州時在孤山修建行宮。雍正時行宮改為圣因寺。之后乾隆年間，有一件重要文化活動是編修《四庫全書》。書修成后制成7部，為便利南方學子觀看，其中一部存放在圣因寺藏經閣改建的文瀾閣中，這部《四庫全書》也稱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而在文瀾閣修建140多年后，這座藏書樓要和浙博產生聯(lián)系。

　　1929年，浙江財政頗為窘迫，時任“浙江省主席”的張靜江便想趕一把潮流，搞展銷會推介浙江工商業(yè)，于是有了“西湖博覽會”的動議。博覽會選址在文瀾閣附近，這場博覽會比較成功，在推介工商業(yè)之外，還設有博物館展覽動植物、水產、礦場等。博覽會落幕后，為使博覽會展品能讓公眾永久參觀，于是成立“浙江省西湖博物館”，也就是浙博孤山館區(qū)前身。后來，為擴充館舍，文瀾閣也成為西湖博物館一部分。再后來，和早期成立的大部分博物館一樣，西湖博物館經歷了抗日烽火、遷址、復建。新中國成立后，西湖博物館更名為浙江博物館，1976年又改名為浙江省博物館。

　　從西湖博物館開始到1984年自然科學部分從浙博剝離成立浙江自然博物館止，動植物、礦藏的展示一直是浙博一個重點，這在我國早期成立的博物館中具有普遍性。在積貧積弱之時，在戰(zhàn)爭陰云籠罩之下，既需要用人文歷史提振國人信心，又要用祖國物產啟發(fā)國人科學思想。不過這部分功能大都為專門的自然博物館和科技館承載，以省市為名的博物館更多敘述歷史和文化。隨著時間推移，浙博孤山館區(qū)雖經擴建，仍不能滿足展覽需要，2009年武林館區(qū)建成并投入使用。

　　現(xiàn)在的浙博基本陳列既有浙江歷史、革命史，也有專項陳列如瓷器、古琴、漆器，還有針對具體藝術家的黃賓虹、常書鴻展覽，當然文瀾閣和《四庫全書》以及著名的雷峰塔都有專門展覽。

　　像全國許多博物館一樣，浙博也選出了10件鎮(zhèn)館之寶。這其中能看到浙江悠久歷史，能欣賞到藝術杰作，還能體會到浙江民俗的豐富多彩。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浙江次第出現(xiàn)的新石器時期文明。其中河姆渡文化約在今7000-5000年前，浙博鎮(zhèn)館之寶“雙鳥朝陽”牙雕顯示了河姆渡人的工藝水平。器物正面中間用陰線雕一組5個大小不等同心圓構成的太陽紋，外圓上端刻出火焰紋，兩側各刻有一只振翅欲飛的鳥。太陽和鳥似乎是先人的圖騰。50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工藝則更為發(fā)達，浙博藏良渚玉琮四面用淺浮雕和細線刻神人獸面紋圖像。神人頭戴羽冠騎跨神獸，作為良渚文化的基本圖像出現(xiàn)在良渚出土的各種玉器之上。浙博這件玉琮以它巨大的體積被稱為“琮王”，它也成為這種紋飾最重要的代表物。

　　浙博藏有數量眾多的歷代古琴，其中以唐落霞式“彩鳳鳴岐”琴最著名。作為樂器演奏即是它價值的體現(xiàn)，一定程度上也是文物保護的一種方式。所以每當浙博要奏響這些有幾百上千年歷史的名琴時，都是一場文化大餐。

　　雷峰塔出土的五代吳越國鎏金銀阿育王塔，由純銀捶揲鉚焊而成。塔身刻有以舍身為主題的4個佛本生故事和16幅佛傳故事。這座塔是五代吳越國末代君主錢俶于北宋開寶五年營建雷峰塔時專為雷峰塔打造，據說銀塔內置奉安“佛螺髻發(fā)”的金棺。由于佛塔并未被打開，其中供奉是否為“佛螺髻發(fā)”，暫時成為一個謎，引發(fā)觀眾無限遐想。而同樣有故事的還有《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元代黃公望7年構思創(chuàng)作的這幅中國山水畫巨作，其原藏家在彌留之際曾想將它焚化和自己一起去另一個世界。雖然被從火盆中搶出來，卻斷為兩半，其后又輾轉于皇室、民間，現(xiàn)在兩部分一在浙博，一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為傳世名畫中最有故事的作品之一。

　　浙博文物之眾之精讓觀者流連，而走出展廳在浙博孤山館區(qū)庭院中信步，也是在欣賞一件絕美建筑文物。游歷過白堤和平湖秋月，再走進浙博領略文化之美，定能讓你的西湖之行更有味道。

　　辛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