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被打，但比死還難受”

　　最初，那只是一種含義不明的態(tài)度。

　　施雯文記得，2012年，她從云南一座小城來到重慶讀初中，剛進校時，班里有3名女生總追著她問東問西，顯得很“好奇”。

　　接著，更為直白的語言來了。

　　施雯文參加學生會的競選演講，聽見講臺下，那3名女生大聲議論：“她參加過演出嗎？怎么也配來競選學生會？”“她還學鋼琴啊？她這種土農(nóng)民怎么可能會彈鋼琴？”

　　很快，施雯文開始感覺到，“在學校做什么都是錯的”。

　　如今24歲的她還能講出很多當初經(jīng)歷的事情。比如上英語課，那3名女生會故意模仿她的口音；月考后，老師朗讀她的作文，里面的故事隨后就遭到譏諷；吃飯時辣椒粘到她鼻子上，睡醒時她頭發(fā)亂了，都會引發(fā)嘲笑或羞辱……她的某一雙鞋，還被叫作“驢蹄子”。

　　那段時間，施雯文害怕去食堂、宿舍或操場，甚至不敢上廁所，想方設法避開那3名女生。她們的態(tài)度開始影響到其他同學，有一次，全班做廣播體操，在擴胸運動那一節(jié)，施雯文聽見身后一片笑聲。

　　“你的胸為什么那么大？” 一個男生說。

　　施雯文至今難忘那一刻的羞憤和眼淚。后來，她習慣彎腰走路，穿寬大的男版校服。重慶夏日炎熱，只有迫不得已時，她才會換上短袖上衣，還要在外面套一件短袖襯衫，遮擋身體。

　　在與施雯文差不多的年紀，江西上饒女孩盛千秋經(jīng)歷了更加直接的精神羞辱。

　　她讀初一時，班上有個女同學，成績優(yōu)異、相貌出眾，總被男生“惡作劇”。有一次，盛千秋忍不住出面制止，于是被視為“多管閑事”的“挑釁者”。她此后“失去了姓名”，被喊“霉氣罐”“霉毒”，一些男生將她形容為“一碰就會把人毒死的邪惡化身”。

　　在盛千秋的印象中，當時沒人愿意和她坐同桌。她走過時，有人會做出逃竄的動作，大喊“霉氣罐來了”；排隊時，不少男生互相推搡，避免排到她身邊；上課時，盛千秋一旦站起來回答問題，一定會引來哄笑；她的作業(yè)本經(jīng)常被撕，或被印上腳印。

　　“我沒有被毆打，但那比死還難受。”盛千秋說。

　　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研究團隊曾將這樣的攻擊行為總結為3類：關系攻擊、間接攻擊和社交攻擊。這類攻擊行為不會與攻擊目標產(chǎn)生直接的肢體沖突，甚至看起來“并非有意傷害對方”，但卻會通過社交排斥、散布謠言、貶損自尊等隱性行為，引發(fā)受害者的心理痛苦。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長郭開元介紹，2017年，教育部等 11個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明確界定了“欺凌”的概念，將欺凌和暴力并列，在更直觀的、攻擊性更強的暴力攻擊之外，增加了隱性欺凌的內(nèi)容，包括言語欺凌、社交欺凌等。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言語欺凌通常表現(xiàn)為嘲笑、恐嚇和人格侮辱等；社交欺凌則通過合伙排擠、惡作劇、騷擾等手段，有組織性地孤立和排斥受害者。這些手段往往不會造成外傷，但會對受害者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

　　“拆盲盒”

　　快30歲的朱雨辰回憶起高中時經(jīng)歷的校園欺凌，對當時的她來說，宿舍是比教室更加危險的地方。

　　在教室，她感受到的“似乎只是簡單的疏遠”。而在宿舍，她牙刷經(jīng)常“掉”進水池；她去晾衣服，回來時房門已被反鎖；她走進寢室，會引發(fā)一片寂靜；她試著和室友搭話，換來的總是沉默；到了睡覺時間，她得格外小心，因為她無意的一聲咳嗽，也會引發(fā)抱怨。

　　有一次，班主任因為宿舍的整潔度找朱雨辰談話。她后來才知道，是室友故意在檢查前弄亂她的床鋪和地面。高考期間，最后一科開考前，室友給她一張紙條，上面寫滿了罵她的話。

　　“我覺得這是她們做得最壞的一件事情，她們明知道這會讓一個要考試的人心情非常差，但還是這樣做了。”

　　在社交媒體平臺，很多人寫下遭遇宿舍欺凌的經(jīng)歷。有人只要開口說話，便會換來一個白眼兒；有人晾在陽臺上的衣物常被“無意”拽到地上；有人總是“丟東西”，第二天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在別人手中；還有人被污蔑“偷東西”，初中三年背著“小偷”的名號。

　　“我恨當時自己的軟弱，沒有反擊，任由他們欺負我。”一名受害者寫道。

　　楊思言遇到過相似的情況。

　　她喜歡上課，覺得安全，宿舍則是“什么都有可能發(fā)生”，她甚至摸出了一些“生存規(guī)律”。

　　到宿舍門外，先看枕頭被褥有沒有被扔出來；如果沒有，大概率接下來會是“平安夜”。她會沉默地洗漱，安靜地躺在床上，聽舍友聊她插不上嘴的話題。如果個人物品被扔出來，門也被鎖上，那么她很可能要被“找茬”了。她會趴在門上，講些討好的話，哀求舍友開門。

　　“這種生活就像開盲盒。”楊思言回憶，有人嘲笑她走路姿勢奇怪，將她圍堵在樓梯間，掰著她的手腳“教”她走路；她曾在大雨天被騙到操場，還曾在睡夢中數(shù)次被衣架戳醒。過完周末，她從家里回學校，會被室友搶走食物和現(xiàn)金。有一次，她們撕碎了她的生活費，從她頭頂撒了下去。

　　在大部分同學面前，這些女孩會將楊思言“親密地”帶在身邊，看上去很“團結”。她們毫不掩飾地對她表露這種“團結”真正的目的：“畢竟大小姐旁邊總是需要跟著一個奴仆。”

　　升至初二年級時，施雯文遭遇了另一種形式的欺凌，依然“沒有肢體沖突”。

　　起因是一名高一男生，對她有好感，送飲料給她喝。兩個少年交換了聯(lián)系方式，平日里偶爾聊天。施雯文回想當初，這件事“沒在我心里引起太大波瀾”，卻激怒了欺凌她的女生。

　　“她們好像更討厭我了。”施雯文后來聽說，那3名女生想辦法聯(lián)系上喜歡她的男生，“不知道具體說了什么”。那以后，男生就不再和她來往。

　　與此同時，施雯文發(fā)現(xiàn)，一些流言開始在學校里蔓延。她被人說“騷、浪、賤”，成了“喜歡勾引男生的浪女”，不僅和高中部的學長“打得火熱”，還試圖“引誘”別的男生，慘遭學長“拋棄”。與此同時，因為施雯文父母在云南工作，總不出席家長會，就有同學傳說，她是個“私生子”，被悄悄送來重慶讀書。

　　施雯文記得，班主任老師聽到那些“早戀”流言后，曾找一些同學談話，甚至找到了那名高一男生。男生表示，是施雯文“主動”的。

　　父母被老師從云南叫到重慶，在學校辦公室里對女兒劈頭蓋臉一頓斥責。施雯文記得，她當時聲嘶力竭地哭喊，但沒人相信她，“感覺像一座孤島”。

　　“所有人都站在對立面”

　　“早戀”風波不了了之，施雯文卻越來越痛苦，累積已久的抑郁情緒逼近臨界值。在被請家長兩周后，某一個周日下午，施雯文沒有照常返校。

　　她將自己關在家里7天，“本能地抵觸整個世界”。父母和老師試圖聯(lián)絡她，都被她拒絕。

　　“我不想再去跟他們溝通。（溝通）有用嗎？不是沒有溝通過，我聲嘶力竭地想要說一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有好好聽嗎？他們信我了嗎？”

　　隨后，施雯文前往醫(yī)院，確診重度抑郁。

　　幾乎是同一時間，盛千秋也在學校的心理診所診斷出患上抑郁癥。學校通知她的父母，但父親說“沒錢”，拒絕醫(yī)治。

　　盛千秋自己試著去對抗疾病。

　　在很多個失眠的夜晚，她努力克制自殺的念頭。她用剪刀自殘，用身體疼痛抵消內(nèi)心的痛苦。她學過抽煙，才發(fā)現(xiàn)“抽煙會讓人不那么痛苦”是假話。她常常躲進網(wǎng)吧打游戲，希望能夠在網(wǎng)上找到一些朋友，“和我聊聊天”。

　　確診抑郁癥后，施雯文和盛千秋都在初三那年選擇休學。

　　盛千秋“幾乎一年沒怎么出過家門”。施雯文則被帶到父母身邊，服用藥物、配合治療。

　　“感覺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像是一棒接一棒地往頭上砸。”施雯文形容那時的感受，她整天哭，哭到流不出眼淚，感覺面部中央“被一張手很用力地壓住”。她拒絕上街，不想見人，如果要出門，就會用墨鏡和帽衫把自己遮住，躲著人走。她頻繁想到死亡，家里人24小時輪班陪她，她依然感覺孤立無援，恐懼整個世界，“覺得所有人都站在對立面”。

　　施雯文受的傷，“疤痕”不在身體表面。

　　她害怕敲門聲。以前她在學校上廁所，那幾個女生會通過格擋下的縫隙認出她的鞋子，然后用力踢門。離開學校后，施雯文恐懼一切敲門聲，10多年過去，她還會被送外賣的敲門聲嚇到。

　　她也害怕手機的消息提示音。休學之初，施雯文得抑郁癥的消息傳遍全校，很多同學感到好奇，給她發(fā)好友申請。還有人直接將她拉入討論組里，針對她個人，問各種各樣的問題。

　　很長一段時間，她不敢使用網(wǎng)絡社交軟件。直到休學半年后，某一天，她被拉入一個討論組，群成員列表顯示的正是那3名女生的頭像。

　　當時，施雯文坐在沙發(fā)上，顫抖著點開消息界面，看到一個問題：“你真的得抑郁癥了嗎？”

　　緊接著彈出的消息是：“那如果我現(xiàn)在罵你的話，你會不會去自殺？”

　　過了“這個階段”就好了

　　父母不理解施雯文的痛苦，覺得她得了“瘋瘋癲癲的精神病”。

　　確診抑郁癥的當晚，她被母親大哭著質(zhì)問：“你為什么要不高興？為什么這么無理取鬧？不就是別人講你壞話？你為什么不能大度一點？”

　　與此同時，班主任的態(tài)度是：“大家都還是小孩子，很多時候講話沒有輕重，我們沒必要把同學之間的一些話放在心上。”

　　美國學者蕾切爾·西蒙斯曾針對青少年之間的隱性欺凌問題做長期調(diào)研，她發(fā)現(xiàn)人們對于“非肢體接觸”的隱性攻擊行為存有一種普遍的態(tài)度，即認為這是女孩成長過程中的一種“過渡禮儀”（rite of passage），“等過了這個階段就好了”。

　　從受害者的角度看，事實并非如此。

　　楊思言難以忘記她向父母求助的時刻。

　　在內(nèi)心深處，她并不相信“大人們”。在她眼里，老師或家長，都只是一個“雖然強大但很遙遠的外在力量”，他們或許可以暫時制止欺凌者的行為，但他們離開之后，在看不見的地方，欺凌者隨時可以卷土重來，對她施以更嚴重的報復。

　　所以大多數(shù)時候，她采取的措施是忍耐。她學會了一套自保措施，試著在觀念層面將自己的遭遇合理化，逼迫自己變得麻木，像“旁觀者”一樣觀看自己的經(jīng)歷。她從未在任何被欺凌的時候流淚。

　　然而，無論她怎么“控制”自己的精神，身體的反應更直接。

　　楊思言發(fā)現(xiàn)，她只要往學校方向走，就開始渾身抽搐，“像一種生理反應”。每周返校時，楊思言會在家里控制不住地哭泣，父母都開始“習慣”她的異常表現(xiàn)了。

　　某天中午，她拿著菜刀，控制不住地切肉，切得很細碎，嘴里還“嘀咕什么”。母親看見了這一幕，第一次詢問女兒“發(fā)生什么了”。

　　楊思言吐露了部分實情，結果遭到母親質(zhì)疑：“你為什么這么軟弱？不就是沒人和你相處？如果沒人和你玩，你一個人不也很好嗎？”

　　楊思言記得，父母信奉“苦難教育”，母親總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們厭惡女兒的“軟弱”，認為她必須要“堅強起來”，獨立克服這些問題。

　　此外，在這對父母看來，從老家來到成都念書的孩子，遭遇大大小小的欺凌很尋常。他們早就聽慣了，將之理解為“必經(jīng)之路”“只要熬過了就好”。他們也聽說過有小孩因為遭受霸凌而退學，所以女兒還能上學，就說明“還是可以了”，不過是“孩子們之間常見的社交矛盾”。

　　“或許真是我的錯”

　　不光是父母，楊思言也一度懷疑自己。

　　她說那時她會“自我PUA”——“交不到朋友，別人不喜歡我，也許真的是我有問題”，不然 “他們?yōu)槭裁床荒菢訉e人”。

　　當她的行為舉止被室友嘲笑，她也會懷疑：“是不是我真的很土？是不是我真的需要被改造？”

　　朱雨辰也反復追問過自己。

　　在被室友孤立之前，她從未感受過什么“社交障礙”。從小學讀到初中，她在班里人緣一直非常好。但分科后，她無法加入集體中任何一個“小團體”，還被室友排擠與厭惡。

　　作為一名傳統(tǒng)意義上的“優(yōu)等生”，朱雨辰認為，當人們形容一個“完美的好學生”時，這個概念不僅包括成績好，還包括他應是一個擁有好人緣、受人喜歡的人；而當一個人只有成績好卻在人際交往方面有問題時，“大家就會覺得你是一個書呆子，或者是一個怪人”。

　　“完美的好學生”變成一個與同學格格不入的“怪人”，朱雨辰感受到強烈的挫敗感。

　　因此，盡管理智告訴她，室友的所作所為已經(jīng)遠超普通的“不喜歡”，但她還是忍不住反思，“是不是我真的有社交能力障礙，是不是我真的是一個不值得交往的人。”

　　這份自我懷疑混合著“青少年奇怪的自尊心”，使朱雨辰最終沒有向任何人求助，獨自忍過整個高三階段。

　　上大學以后，朱雨辰在社交媒體平臺看到一個有關校園欺凌的帖子，有很多人在帖子下記錄了和她相似的經(jīng)歷，直到那時，她才明確意識到，自己經(jīng)歷的遠不是同學們之間普通的“社交矛盾”，而是一場懷揣惡意的“校園欺凌”。

　　朱雨辰鼓起勇氣，把自己的故事發(fā)到網(wǎng)絡中。然而，還是有網(wǎng)友在她的評論區(qū)里留言，試圖挑出她做得不對的地方。朱雨辰的大學同學鼓勵她：“不管怎么說，你是一個校園暴力的受害者，每個人的個性和人際交往方式不一樣，這不是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對待你的理由。”

　　后來，朱雨辰和很多朋友探討過校園欺凌的問題，找到了不少“同類項”。當這些女孩試圖向家長和老師求助時，得到說法大多是“女孩子之間有這種小小的摩擦也是很正常的”，甚至還有“女孩子天生就是心眼小”的評價。“他們覺得只有幾個男生把另一個男生摁住打，才算校園霸凌。”

　　蕾切爾·西蒙斯在《女孩們的地下戰(zhàn)爭》中寫道，我們應該對孩子們之間隱性的“另類攻擊”行為報以更多的重視以及進行更加明確的界定，“我們需要將這些轉瞬即逝的時刻定格，大聲下定義，這樣女孩們就無需疑惑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她們在遭遇另類攻擊時才會明白，那不是自己的錯。”

　　“他們變成了另一群人，我不知道該恨誰”

　　施雯文曾堅定地相信，離開學校，噩夢就終結了。后來她才發(fā)現(xiàn)，傷害帶來的影響和療愈傷害的過程都過于漫長。

　　初三休學后，她沒能重返校園。

　　施雯文坦言，重度抑郁讓她的大腦變得遲鈍，無法處理復雜的信息。曾經(jīng)，她的作文常被老師朗讀，后來，她甚至無法完整地閱讀一篇長文章。別人坐在她身邊，給她講題，她很用力地聽，但“聽不進腦袋里”。

　　到了讀高中的年紀，施雯文曾試著復學。同學們7點鐘到校，她9點才能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她明確意識到自己和同學已經(jīng)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異類”，沒有辦法融入學校生活，也厭惡回到校園生活。

　　最終，施雯文放棄了學業(yè)。

　　在內(nèi)心最憤恨的時候，她設想過無數(shù)種極端方式，想懲罰傷害她的人，最終她只是一個人待在家里，看著施害者繼續(xù)她們的人生，甚至找到下一個受害者。

　　施雯文曾控制不住地點開那些女孩的社交賬號，看到她們升入高中，曬出豐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去國外參加夏令營、學習化妝打扮，“她們的自拍照真的很美”。

　　而施雯文還被困著，她用黑色T恤罩住家中的鏡子，不想看到自己的臉。

　　曾經(jīng)的同學參加高考時，她也待在家里，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她記得父親哭得很難過。

　　他描述了原本為女兒規(guī)劃的人生：學鋼琴、舞蹈，成為“精英”，出國留學，他覺得施雯文“毀掉了”自己心中的那個小孩。

　　那年的高考結束后，施雯文又一次關注了曾經(jīng)欺凌她的女孩們的動態(tài)。她看到她們每個人都在期待著新的校園生活，有人還出國了，過著父母期望施雯文所擁有的人生。

　　“所以我不相信天道輪回，她們的生活真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被“欺凌”長時間影響的施雯文不是個案，12年過去了，如今24歲的楊思言也感覺到，自己好像被永遠困在初一那年。

　　“我本來是什么樣的人，我已經(jīng)看不清了。”楊思言說，被欺凌的經(jīng)歷重新塑造了她的性格。

　　在擺脫校園欺凌5年后，楊思言突然患上了抑郁癥，她分析，這本質(zhì)上源于她對自己的不認可。 霸凌者長期的貶損和攻擊內(nèi)化為她對自身的長久批判，她無法接納自己，試圖在各個方面不斷改進自己，經(jīng)常覺得自己是一個極度糟糕的人。

　　如今，她在名校讀研究生，曾經(jīng)欺凌她的人也早已遠去，但她還是會經(jīng)常從睡夢中驚醒，仿佛身邊還有一根會戳醒她的衣架。

　　在朋友眼中，楊思言有點“討好型人格”，時常因過分在意別人的看法而忽視自己的感受。住在研究生宿舍，她總會控制不住地注意身邊每一個人的反應，擔心做出讓人不喜歡的事情。使用洗手間時，她也時刻注意門外的聲響，感知到有人想要使用洗手間的瞬間，她會立刻起身離開，為他人騰出空位。

　　最近，通過一些渠道，楊思言驚訝地發(fā)現(xiàn)，曾經(jīng)欺凌她的人似乎已經(jīng)變成“完全不一樣的另一群人”。他們看起來成績優(yōu)異、與人為善、熱衷于為弱勢群體發(fā)聲。他們會針對一些社會事件發(fā)出正義的號召，“好像變成人群里非常好的那種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該去恨誰了，我沒有恨的對象，因為他們好像已經(jīng)不是曾經(jīng)霸凌我的人了。”

　　“他們怎么可能什么損失都沒有呢”

　　李亞超曾是一名施害者。

　　他承認，讀小學時曾參與對兩名女生的霸凌，而現(xiàn)在，他試圖通過幫助校園霸凌的受害者來為自己當初的行為“贖罪”。

　　時至今日，他已經(jīng)記不清那兩名女生的姓名，但他記得她們的眼睛——被一群男生圍堵在廁所門口時，她們的眼神恐懼、躲閃、飽含痛苦。

　　回溯過去時，李亞超表示，在他長大的湖南農(nóng)村，“暴力”是孩童之間重要的關鍵詞。村小里的男生以“武力值”進行權力分級，越會打架的男生權力越高，他曾是這樣一個男生的擁躉。在他看來，童年時對同齡人瘋狂的欺凌像一場“無意識的暴力游戲”。

　　比如在班級里，“老大”挑中了一個“新目標”，“小弟”蜂擁而上，李亞超混在其中，跟隨“老大”對目標受害者進行言語或者肢體上的攻擊。他曾短暫猶豫過，要不要這樣做，但“大家都動手了”，如果不跟著做，“就好像沒辦法跟大家玩在一起了”。

　　李亞超形容自己是“烏合之眾”，“當你深入集體，你很難有自主意識，如果我當時能夠自主思考，可能也不會參與他們的行為”。

　　直到幾年后，李亞超第一次在網(wǎng)絡中看到“校園霸凌”這個概念，才第一次明確意識到曾經(jīng)的行為到底是什么性質(zhì)。他看著新聞視頻里被圍攻的校園霸凌受害者，感覺內(nèi)心被狠狠敲打，“無法原諒自己”。

　　但他沒有勇氣跟當年的受害者道歉，甚至沒有勇氣打聽受害者的近況，“真的不敢想像他們之后會過著什么樣的人生”。他也不敢在現(xiàn)實生活中向任何人袒露那段經(jīng)歷，害怕被鄙視。

　　3年前，李亞超發(fā)現(xiàn)了一個“校園欺凌”網(wǎng)絡小組，他仔細讀完了小組里的每一條帖子，最終決定將自己的經(jīng)歷寫上去，想為校園欺凌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幫助。

　　他的坦白和懺悔被一些受害者接納，同時，他也遭受了部分受害者的攻擊。

　　有人憤怒地質(zhì)問他：“懺悔有用嗎？你知道有人因為校園欺凌而自殺嗎？我作為受害者沒法正常睡覺學習、不敢出門，你們還要來標榜自己。你們這時候發(fā)聲難道是讓我們原諒嗎？假借懺悔之意，以為這樣就好了嗎？”

　　李亞超被深深刺痛了，他說自己像個戰(zhàn)犯。“不論做什么都不會有人原諒你，而你自己也永遠沒辦法原諒自己，但是我也真的不想再一直責怪我自己了。”

　　盛千秋拒絕原諒欺凌者，她希望他們獲得懲罰。

　　曾經(jīng)，她一度想過與自己和解，不再糾纏于過去。但就在27歲那年，她無意聽到一段轉述，那個曾經(jīng)帶頭欺凌她的男生說：“霸凌她（盛千秋）這件事我覺得我做得特別好，完全沒有后悔，沒有悔恨。”

　　時隔十幾年，盛千秋重新燃起了強烈的憤怒與痛苦，所有校園欺凌帶來的傷害都涌進她腦海里——灰暗的校園生活、抑郁癥、失敗的中考和她徹底被改變的性格。曾經(jīng)她是一個“內(nèi)向斯文的小女生”，如今她成了一個“過分強硬的、走在路上別人都會覺得很兇的人”。

　　“但是欺凌者，他們怎么可能什么損失都沒有呢？”

　　盛千秋講述了一件在她心里埋藏已久的事情。

　　她讀高一時，聽說隔壁學校的某個女生因遭受全班女生的精神霸凌，喝農(nóng)藥自殺了。臨終前，這個女生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沒有告老師。”

　　3年后，高考結束那天，盛千秋碰巧和這名女生的同班同學坐上了一輛出租車。同學開心地打著電話，聊著對新人生的暢想。盛千秋則忍不住想起，還有個女孩，已凋零在16歲的春天。

　　（應受訪者要求，楊思言、朱雨辰、盛千秋、李亞超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見習記者 裴思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