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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春樹的有意思和無意義

            發(fā)布時間:2022-02-18 17:37:00來源: 文匯報

              作者:俞耕耘

              村上春樹的新小說集《第一人稱單數(shù)》或許展示了他的新風格、新轉(zhuǎn)向。一方面,他更看重向日式美學傳統(tǒng)汲取營養(yǎng),在風格上追求禪意空境。另一方面,它對結(jié)構(gòu)與敘事也產(chǎn)生了諸多影響:如為了追求留白蘊藉,造成空洞玄虛;為了追求理趣頓悟,持續(xù)弱化情節(jié)。總體上看,這是一種“小說的隨筆化”傾向,不太考慮控制,突轉(zhuǎn)與布局,而是有耐心地寫無聊后的空虛。由此轉(zhuǎn)向帶來的評價分化,并非沒有來由。或許,村上春樹這次想寫的就是生存無意識,生活之裸顏。

              風格:和歌味道,汲取傳統(tǒng)美學

              村上春樹喜歡卡佛,但比卡佛能詩意不少。在以往,他從語言到意識,都充滿美式呼吸——爵士樂、搖滾、威士忌,就像三大元素,快成為了標識。他屬于遠離日本傳統(tǒng)的作家,既不像明治大正時期黏稠潮濕,也不追求物哀幽玄的古典美學。但《第一人稱單數(shù)》或許有氣質(zhì)轉(zhuǎn)變,其間不乏尾韻小味道,像日本和歌式的,既清且淡,既空也幻。如同坂口安吾盛開于櫻花下的沉思,故事充溢了悵然若失,人生色空。在我看來,村上春樹的新作有“分岔與回返”。

              故事開篇故設(shè)懸疑,大有社會心理派推理的手筆,即使與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比較,也不覺多大差別。而故事底子清冷蕭索,頹廢落寞,又與谷崎潤一郎、太宰治氣息相通。其間夾雜些“怪談”,或匪夷所思,或莫名其妙,倒是別有意趣。《在石枕上》如《聊齋》里的露水情緣,“我對她的了解幾乎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就連她的名字和長相也想不起來。”偶然共度一個夜晚,就再也沒見過。二人除了極度孤冷,相互溫存慰藉外,有什么可寫呢?

              作家是想咂摸、回味介于喜悅和悲傷之間的諸種情狀。正如女人寄來創(chuàng)作的短歌集,所寫皆是愛、孤獨與生死的高度合體。他由此聯(lián)想,二人身體“走向不可逆轉(zhuǎn)的毀滅”。詩句靠獻祭完成,頭顱放在“冬夜月光照耀下的冰冷石枕上。”這就是不靠情節(jié),全靠意象、情緒與余味蒸騰出的作品。

              《狂歡節(jié)Carnaval》則是“假面”的故事。一位容貌堪比鐘無艷的女人卻有極高音樂品位。那種生機勃勃反倒極具吸引力。故事上升到美學思索——美與善的裂變,女人最終因詐騙被捕。審美有時是面具,它修飾罪惡。

              然而,作家在吸納日式美學的同時,又回返自身,強化風格。第一人稱單數(shù),本質(zhì)上就是小我敘述,延續(xù)他以往作品不是單身,就是離異的敘事者。那種怪異的“羊男”形象,也在《品川猴的告白》中得到凸顯。就像怪談在說離奇,品川猴能打理浴室,替人搓背,交流音樂,卻受猴類排擠。作家寫出了新層次——跨物種的孤獨。品川猴通過精神念力,“偷女人的名字”,滿足精神愛戀,女人們大多短暫失神失憶。故事或許反諷人類耽于肉欲,還不如猴的純愛。品川猴從占有通往了存在。但故事可能源于幻覺,無法證實猴子存在。

              結(jié)構(gòu):故事未發(fā)育與意義未完成

              村上新作,大有“空”的意蘊。但這“空”,到底是空洞、虛無還是禪境?它耐人深思,這涉及故事層、形式層與意義層的追根究底。這部短篇集,很多故事都算無事之事。村上春樹要敷衍成故事,其實挺為難。同名短篇《第一人稱單數(shù)》單論形態(tài),就是“故事的未完成”,不如稱為“未發(fā)育”或“非完型”。人物折騰半天都在糾結(jié)是否穿西裝上路。因為這樣太正式,反而古怪。終于,他穿正裝去了酒吧,在嘈雜混亂里讀起一本推理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無端挑釁,認為他一本正經(jīng),裝模作樣,最后提起了多年前的舊事(即使小說結(jié)束也不曉得究竟何事)。

              男子回憶在哪里因何事得罪她,終究想不起來。故事涉及一個核心問題——何處是結(jié)尾?它的重要甚至超過如何開始。這要求作家認知與讀者認同相協(xié)調(diào):對故事完整性要有初步共識。比如不能在沒有實質(zhì)內(nèi)容出現(xiàn)的情態(tài)下結(jié)束,不能在故事發(fā)生醞釀期了結(jié)。它有一個“該不該”結(jié)束的判斷,而不應(yīng)只是作家簡單的“唯我”自由。它或許是小說集里最無趣的一篇,卻偏偏是同名主打。我想這種重要,只能由作家從故事外部賦予給定。換言之,它需要靠額外闡釋,附著在敘事之外去理解。類似于你站在畫作前,得靠畫家在一旁叨叨想表達什么,才能看懂。

              “向左或向右,往哪邊都可以走。面對這樣的時刻,我有時選左,有時選右(有時存在讓我堅定地選擇某一邊的理由,但沒有十足理由的時候可能更多。并且也不總是我來選擇,還有幾次是對方選擇的我),然后才有了如今的我。就這樣,第一人稱單數(shù)的我實實在在地出現(xiàn)在這里。要是我在其中任何一處選擇了不同的方向,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我了。”它的存在主義痕跡非常濃厚,主題無非是自由選擇,他人即地獄的凝視。前半段考慮路人對自己穿衣之評價,后半段來自那個女人,作為他者的莫名審判。結(jié)果,故事顯得“很薩特”,給存在主義做了并不怎么精彩的注解。

              敘事:既拒絕寓意,又像哲思小品

              《第一人稱單數(shù)》奠定作家的一種模式,就是敘事加評議的尾巴。在這一點上,作家和蒲松齡異曲同工。矛盾在于,他似乎既不屑于寫出意義,又偏偏想在故事里找些“理趣”,得出啟發(fā)或教益來。一邊拒絕故事內(nèi)核,否認存在實質(zhì),只寫表象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哪里會有什么主題或者啟示呢?”另一面,又把故事寫得如同“哲思小品”。每個故事都想討論人生境遇:包括有常無常,正常反常。但最后都寫成了無果,無解與無望。這也許是村上春樹的一種技法:給你“意思”,卻不給意義,給你情緒,卻不給排遣。它造成故事全都一知半解,像內(nèi)陸河流著流著,蒸發(fā)沒了。從正面說,這算敘事講究留白蘊藉,反面說呢?那就是作家自身都迷惑不已,情感表達必定模糊朦朧。

              而村上春樹真誠地把這“陷于迷津”的狀態(tài),擺給讀者看——要不要一起來杯威士忌,幫我想想匪夷所思,該怎么收場?我更傾向于作家的態(tài)度是一種問詢,其本質(zhì)是迷惑的作家,向讀者訴生活之狐疑,未解之謎題。他顯然也不需要答案。《奶油》就是例證:一個昔日女同學辦獨奏會,發(fā)來邀約。“我”赴約后,發(fā)現(xiàn)地點詭異,并無演出。突現(xiàn)一位老人像打啞謎:是否有好幾個圓心,且沒有圓周的圓?思考難題,你就能獲得“人生的奶油”。

              不合邏輯,無法解釋,也無寓意的事,卻攪亂了心緒,它們本就是無可救藥的無聊事。因為無意義,所以難懂。村上春樹的寫法更任性,更迷戀直覺,那些感悟,并不像老年人在發(fā)感慨。相反,他還保有近乎肉感嫩幼的思緒,配上略顯啰嗦的語言,仿佛生出了少女感。很多描寫,正說反說,折回來說,其實一句話就能打發(fā)。但在觀感上,又笨拙可愛,像少女寫日記,寫情書,會怎么寫?大概就這樣,思來想去,反反復復,未免有些廢話。村上春樹永遠有“敘事者們”年輕的心,這是很多作家都難再尋的感覺。

              “盡管如此,我還是將這小說讀了下去,一半是義務(wù)性的,一半是習慣使然。我一向是這樣,一旦開始讀一本書,就不愿意半途而廢,想著也許到最后關(guān)頭會突然有意思起來呢——盡管這種情況實際發(fā)生的概率非常低。”我挑出這句描寫,這也是閱讀知名作家新作的感受。他是否在自嘲,不得而知,但顯然村上春樹清楚問題所在。他在“有點意思”和“意思不大”之間徘徊。如果分析根源,或許在于作家有了新趨向——小說的隨筆化。他變得更愛用長篇隨筆的方法寫“覺悟”了。高潮變成冷淡,因為情節(jié)突轉(zhuǎn)大多不存在,它變異為理趣的突顯,頓悟的時刻。(俞耕耘)

              原標題:村上春樹的有意思和無意義 ——評村上春樹新小說集《第一人稱單數(shù)》

            (責編: 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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