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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歌始祖”張良與楚歌

            發(fā)布時間:2023-11-10 11:24:00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談文繹史】

              作者:朱宏波

              古代的正史在敘述歷史事件時,難免會有些語焉不詳?shù)牡胤剑@些地方往往為民間傳說、戲曲提供了演義的空間。比如《史記》《漢書》,都記載了楚漢之爭中著名的垓下之圍,但是敘述并不詳細,主要描繪了項羽走投無路時的言行和心理,而對于他如何落敗,只有三言兩句的交代。這不能滿足讀者對這段歷史的想象,于是后世誕生了一系列相關(guān)的戲曲,其中就有明代的傳奇戲《千金記》和后來的京劇《楚漢相爭》等,對這個歷史事件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演義。

              從史籍可知,垓下之圍開頭一段,大體講的是漢軍將落敗的楚軍團團圍住,夜里,漢軍兵士一起唱起楚軍兵士的家鄉(xiāng)歌曲,引起他們思鄉(xiāng)的愁緒,瓦解了楚軍最后的斗志。《史記·項羽本紀》載:“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漢書·陳涉項籍傳》載:“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shù)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不論《史記》還是《漢書》,對于“垓下之圍”中的具體軍事行動都付之闕如,卻重點描寫了一首民間歌曲——“楚歌”,以及這首歌所引起的項羽的心理活動。

              眾所周知,古代有不少關(guān)于音樂的故事,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琴樂,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韓娥之歌,有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這些音樂,主要還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而漢軍所唱的楚歌,不僅對人的心理產(chǎn)生作用,更通過影響心理,直接影響了戰(zhàn)爭的勝負。

              那么,就引出兩個問題,這首楚歌到底是什么歌?這個用音樂攻心的計策,到底是誰提出來的?這兩個問題,在史書中找不到明確答案。有人認為楚歌是指一首具體的歌曲,名字叫“雞鳴歌”,有人認為泛指楚地的民歌,而在民間傳說中,還有人認為這是漢將張良編的一首歌。

              其實,最早達到垓下的是韓信的兵馬,史書并沒有記載當時張良身在何處。所以,認為唱“楚歌”是張良的計策,只是后世民間的想象。

              在今天江蘇一些地方,還流傳著這樣的傳說。當年,漢軍圍困楚軍,張良訓練一批吹簫能手,制作了許多大型風箏,風箏下懸掛籮筐。將吹簫者置于其中,乘風勢將風箏放到楚軍陣地上,一時洞簫齊鳴,凄婉的聲音勾起項羽江東兵士思鄉(xiāng)之情,令其紛紛棄甲而散。

              在這個民間傳說中,似乎張良不僅發(fā)明了風箏,甚至還發(fā)明了類似“熱氣球”的東西。他不僅是運籌帷幄的大將,還被奉為“山歌”的始祖。

              清代鄒弢《三借廬筆談》中說:“山歌不知始于何時,鄉(xiāng)老皆謂張良所作,以張良為山歌之祖。”朱自清在《中國歌謠》中也記載了一段有關(guān)張良在南通唱山歌識得女兒的傳說。

              如今流行于江蘇南通通州地區(qū)的山歌《魏二郎》中,還有這樣的歌詞,“吹起洞簫坐到鐵鷂子上頭唱山歌,從此唱不盡山歌傳世人”“張良軍師計謀好,手里拿管鳳凰簫”。

              明代沈采的傳奇戲《千金記》第三十五出《楚歌》曰:

              自家助漢謀臣張良是也。目今西楚兵雖固守垓下,探知兵疲食盡,士卒思歸……不免帶領(lǐng)能辨楚語之士,教他楚歌一曲,待風清月朗之夜,向高阜去處,悠揚吹唱。管教八千子弟卸甲逃歸。

              這段張良的獨白明確顯示出,至遲到明代,人們就已經(jīng)認為“四面楚歌”的計謀是由張良提出。清代蔡東藩在《前漢演義》第三十一回中有這樣的描寫:

              究竟這歌聲從何處來?乃是漢營中張子房,編出一曲楚歌,教軍士至楚營旁,四面唱和,無句不哀,無字不慘,激動一班楚兵,懷念鄉(xiāng)關(guān),陸續(xù)散去。

              事實上,從司馬遷到明代之前,有關(guān)“四面楚歌”的記載很少。到了明代,民間小說話本、傳奇戲曲大興,人們開始注意到楚漢相爭這段精彩的歷史。借助戲曲、演義小說、民歌的傳播,“張良唱楚歌”退散楚兵的傳說廣為傳播。

              什么是“楚歌”?看到“楚”字,有些文學素養(yǎng)的人不免思緒萬千,腦海里同時出現(xiàn)了不少詩詞。從屈原的《楚辭》,到岳麓書院的“惟楚有才,于斯為盛”,從辛棄疾的“楚天千里清秋”,到曹雪芹的“湘江水逝楚云飛”。一個“楚”字,寄托了多少文人的想象。

              漢代應劭將“楚歌”解釋為特定的作品,“楚歌者,謂《雞鳴歌》也”,而顏師古則認為,“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

              其實,楚歌并不完全是產(chǎn)生于楚地,有人認為楚歌即楚人之歌,這種觀點把荊楚一帶作為楚歌發(fā)展源頭。然而從先秦至漢代,楚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楚國在立國之初,僅方圓五十里,其疆域最遼闊時則幾乎占據(jù)了全國大半。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了“三楚”說,《史記·貨殖列傳》:“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看,項羽和劉邦均是楚地人。

              “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這首《彈歌》被認為是第一首楚人歌,就是越王勾踐詢問楚人陳音彈弓道理時,由陳音所唱。楚國作為南方大國,不斷影響著周邊文化發(fā)展,吳、越、巴、蜀等地文化與楚文化十分相似,常以“楚越”“吳楚”“巴楚”“吳越”等并稱。

              何為楚歌人們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共識,那就是楚歌是一種俗樂,而絕非什么雅樂。楚歌具有鮮明的民歌特色。左思:“荊楚艷舞,吳愉越吟”(《吳都賦》),劉逵注:“艷,楚歌也;愉,吳歌也。”梁元帝蕭繹在《纂要》中提到“楚歌曰艷”。

              楚歌還往往帶有悲涼之氣。“楚之哀也,作為巫音”(《呂氏春秋·侈樂篇》),可見楚地巫術(shù)樂舞的情感基調(diào)以悲哀為主。清代《隨州志》中記載楚歌《陽阿》為“甚可聽,然聲悲哀”。從屈原的楚辭、荊軻的《易水歌》、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我們不難讀出一種慷慨悲歌之感。這種悲涼氣確實容易感染深陷困境中的楚軍將士。無論“四面楚歌”是否張良提出,這都不失為高明之計。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10日 16版)

            (責編: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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