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事】

　　作者：李依桐（北華大學音樂學院教師）

　　傅雷是著名的翻譯家、文學家和評論家。縱覽其評論著述，雖然筆墨主要集中在文學和美術領域，但他的音樂評論同樣不容忽視。在近代學者和文人中，他尤以深厚的音樂素養(yǎng)而知名。

　　在法國留學期間，傅雷廣泛學習西方藝術理論，并受羅曼·羅蘭影響，對古典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憑借極高的文學素養(yǎng)和音樂素養(yǎng)，傅雷翻譯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還翻譯了借鑒貝多芬形象而創(chuàng)作的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

　　20世紀中前期，國內的音樂評論較少，傅雷以音樂圈外人的身份，留下了大量很有見地的音樂評論。與專業(yè)音樂評論者相比，傅雷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廣博。他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等各個領域，都有著極為淵博精深的知識。所以，他談論音樂時總是能旁征博引，融匯中西。

　　傅雷認為，“凡是一天到晚鬧技巧的，就是藝術工匠而不是藝術家。一個人跳不出這一關，一輩子也休想夢見藝術”，“要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讓感情控制。假如你能掀動聽眾的感情，使得他們如醉如狂，哭笑無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調度千軍萬馬的大將軍一樣不動聲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

　　傅雷十分敬佩貝多芬和肖邦，但他最欣賞的，是歷盡滄桑而純真不改的莫扎特。在中國人對這些大音樂家的接受史上，傅雷的譯介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讓傅雷與音樂進一步結下不解之緣的，則是他的兒子傅聰。傅雷總是教導兒子，先做人，其次做藝術家，再次做音樂家，最后做鋼琴家。

　　閑暇時，傅雷、朱梅馥夫婦愛用家中一臺老舊的唱機聽西洋唱片。學過鋼琴的朱梅馥在工作之余也會為傅雷彈上一曲，傅雷總會品評一番。

　　受父母的影響，傅聰三四歲時就喜歡聽古典音樂，傅雷回憶，“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還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樂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地聽著，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傅雷當時想，“不管他將來學哪一科，能有一個藝術園地耕種，他一輩子受用不盡”。

　　在父母的規(guī)劃下，傅聰在7歲半時開始學習鋼琴，啟蒙老師是傅雷的好友數學家雷垣。傅聰9歲時，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將他介紹給原上海交響樂隊創(chuàng)辦人、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

　　雖然傅雷小時候上的是西式教會學校，還曾留洋讀書，是研究西方藝術史的大家，但在子女教育上，他一直堅持中國式教育信條——因材施教、“子不教，父之過”和“先做人，再做事”。他一再嚴厲地告訴自己的兒子們，要用一顆“赤子的心”，去做你真正擅長的事。所以他堅決不讓小兒子傅敏學習音樂，認為他更適合當一位教師。傅雷也無愧于父親之名。日后，傅敏的確成了一位優(yōu)秀的老師，而傅聰則成了中國第一代享譽世界的鋼琴家，證明了傅雷當年的眼光。

　　在上海的居所“疾風迅雨樓”里，傅雷經常一邊在客廳和好友聊天，一邊豎起耳朵聽著樓上的動靜。傅聰在那里練琴。如果有一陣兒傅雷沒有聽到響動，就會用一根長竹竿使勁捅樓板，敦促兒子認真練琴。

　　傅聰回憶那段經歷時說，有時經常一邊練指法，一邊偷偷把《西游記》《水滸傳》之類的閑書架在琴譜上，邊彈邊看，看到精彩處，手指就絞在了一起，這時樓下的父親總能馬上發(fā)現。有時，傅雷還會走過去一聲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樣，嚇得人魂飛魄散”。

　　為了讓傅聰有更多時間練琴，傅雷把他從小學退回家中，親自為兒子撰寫語文課本，從先秦諸子和《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中選材料，在家里教他語文，另請老師教他英語、數學。傅雷讓兒子們讀《論語》，但他從來不給他們解釋《論語》的道理，而是讓他們解釋給他聽。

　　直到傅聰17歲時，傅雷才認定他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

　　為了讓兒子學鋼琴，傅雷為傅聰抄錄了大量的練習曲。有時，傅聰犯了懶，傅雷甚至會通過暫時禁止他練琴來懲罰他。在傅雷看來，如果你不是真正地熱愛音樂，你就別亂彈琴；如果你不能成為一流的藝術家，那么他也絕對不希望你成為二流的——要做就做到最好，這就是傅雷的教育。

　　傅雷還經常與傅聰爭論一些音樂問題，父子倆有時甚至因此而發(fā)生激烈的矛盾。傅聰認為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曲》要比父親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認為傅聰狂妄。而傅聰則離家出走，住進朋友家中。一個月后，傅雷才接回傅聰。

　　翻譯家宋以朗在整理父親宋淇的信時，發(fā)現傅雷為傅聰借用鋼琴，給宋家至少寫過兩封信。第一封中寫道：“阿聰借用鄺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樣子，在我們也不能交代。而他學琴已成騎虎，看來買琴一事，在所難免。你能否代問鄺老太太，有意將該琴出讓否？若然，我可請人估價，再函征同意。倘鄺府仍欲保留，則我們則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滬洋人，十九已經走掉，賣出來的琴也沒有了；而文工團等等又從內地到滬大批采購；再等下去，恐怕就要買不到琴，或能買到而只是七拼八湊的再造三造的砌碼貨。梅馥為此著急，屢次催我寫信問你，我因忙于工作，擱到現在。希望你早日給我回音。”宋以朗感嘆，當時傅雷不遺余力支持兒子的音樂追求，絕非易事。

　　傅聰在海外求學的日子里，傅雷不斷地給他寫信，談人生，談藝術，其中有不少是關于音樂、關于鋼琴的真知灼見。有的信洋洋灑灑，竟有八千多字。這些用工筆小楷書寫的、凝聚著一位父親心血的家信，最后竟成了中國近現代最著名的家書。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2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