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蘭凌（四川師范大學服裝與設計藝術學院副教授）

　　青花瓷，又稱“白地青花瓷”，屬釉下彩瓷，是在已定型的白瓷素胎上用鈷料繪制圖案，罩透明釉后，入窯經1300℃高溫一次燒制而成的瓷器。青花瓷始于唐代，成熟于元代，極盛于明清，至今仍盛燒不衰。從元代起，它就遠銷海外，成為外銷瓷中的重要產品。現(xiàn)在人們所熟知的“青花”一詞，出自明初曾經以通事身份三次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他在到訪二十國后，將所見所聞寫成《瀛涯勝覽》一書，其中記載“（爪哇）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青花瓷后來逐漸成為中國瓷器的代表樣式。

　　元青花瓷的創(chuàng)燒成功是傳統(tǒng)制瓷業(yè)由素瓷向彩瓷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元青花四愛圖梅瓶更因其罕見的題材和精美的工藝成為稀世珍寶。在湖北省博物館和武漢博物館均藏有一件這樣的藝術珍品。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鐘祥市郢靖王墓；武漢博物館所藏梅瓶，系原武漢市文物商店在民間征集所得。元青花瓷出土和傳世文物數(shù)量極少，帶有人物故事圖案的更是屈指可數(shù)，而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罕見地在四個海棠形開光內，繪有被稱為“四愛圖”的四幅人物故事畫，不僅反映了元代景德鎮(zhèn)陶瓷工匠爐火純青的造物技藝，且彰顯出中國傳統(tǒng)文人雅士的審美旨趣，明顯有別于西亞風格青花瓷圖案的藝術樣式與文化內涵。

　　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以“四愛”典故入畫，源自元中后期傅習、孫存吾選編的元詩集《皇元風雅》后集卷四《四愛題詠》，這是一卷收錄了當時文壇十九位文人名士吟詠文人葉成甫居所“四愛堂”的詩文總集。虞集為“元詩四大家”之首，又是“儒林四杰”的核心人物，他在專為《四愛題詠》所作的序言中說：“所謂四愛者，陶淵明愛菊，周茂叔愛蓮，又附益以林逋仙之梅，黃魯直之蘭者也，并植此物于庭戶之間，而尚友四君子。”在《四愛題詠》中，還有“屈原愛蘭”之說。或許，因1995年由國家文物局主編的《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最早將此開光定名為“王羲之愛蘭”，如今梅瓶上的四幅人物故事畫便以“王羲之愛蘭”“周敦頤愛蓮”“陶淵明愛菊”“林逋愛梅鶴”定名，約定俗成延續(xù)下來。

　　在中國傳統(tǒng)美學中，自屈原的《離騷》開始，古人常以花草嘉木比附君子之德。作為較早形成的審美象征符號，梅、蘭、蓮、菊儲天地之清氣，“世之稱是四物，而是四賢也”，其基礎正是比德為美。“王羲之愛蘭”“周敦頤愛蓮”“陶淵明愛菊”“林逋愛梅鶴”，實為“愛菊隱逸情，愛蓮清潔志，愛梅違世俗，愛蘭絕世累”。愛的本因，在虞集看來是“夫愛出于仁者也”。君子，便是“仁”的人格化身，代表一種崇德向善的理想人格。梅、蘭、蓮、菊因其內在的特質，不僅與古代高士的君子人格聯(lián)結起來，而且與唱和《四愛題詠》的元代文士“悠悠似相契”。對“四愛”的推崇，正是對君子人格的弘揚。

　　“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自北宋以來，“詩畫一律”的藝術觀影響深遠。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中的“四愛圖”，形象地表現(xiàn)出《四愛題詠》的詩文意象，是其美妙的回響。兩件梅瓶器體厚重，造型秀美，青花色澤艷麗，裝飾圖案相似度較高。瓶身肩部的鳳穿牡丹紋和下部的仰覆蓮紋以及祥云紋，用筆純熟，婉轉有致。器腹的“四愛圖”，人物布局一致，細節(jié)稍有差異，可見陶瓷畫工應該有本可依。

　　追本溯源，事實上“四愛圖”中的人物形象很早便已獨立進入畫史。《宣和畫譜》是北宋時期由官方主持編撰宮廷所藏繪畫作品的官修文獻，其中就記載了御府藏有初唐畫家閻立德的《右軍點翰圖》、閻立本的《王右軍真圖》，盛唐畫家鄭虔的《陶潛像》，并評價鄭虔“畫陶潛風氣高逸，前所未見。”這些作品反映了后人對魏晉風流的仰慕與想象。宋代人物畫名家迭出，北宋畫家李公麟對“陶淵明”題材情有獨鐘，曾畫過《陶靖節(jié)醉休圖》《歸去來兮圖》《白蓮社圖》等作品，在宋代時就已聲名遠播。自南宋起，馬和之、馬逵、馬遠、馬麟等畫家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眾多的以“林逋與梅鶴”為主題的作品，如《和靖觀梅圖》《放鶴圖》《林和靖戴雪觀梅圖》等為畫譜所著錄。宋末元初，畫家錢選以“林逋與梅鶴”為主題創(chuàng)作的作品據(jù)傳有近十件之多。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的《愛蓮說》家喻戶曉，學者李才棟據(jù)地方志、李勇先據(jù)《輿地紀勝》考證，南宋時，在濂溪祠以及各地的濂溪書院，繪有周敦頤像供四時奉祀的遺跡不可勝數(shù)。進入元代，詩書畫大家趙孟頫在簡率中求古意，一生創(chuàng)作過多種與陶淵明相關的畫作。虞集在《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中贊許他“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元代其他畫家描繪這些高士題材的畫作也極其豐富多見。以“不求形似”為特點，高逸品格成為畫家們追求的目標，與之關聯(lián)的圖式已完成經典化，開始成為更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號。隨著元代畫院制度被取消，一部分文人畫家轉而進入手工業(yè)，或為將作院所屬畫局、浮梁瓷局設計陶瓷粉本畫樣，或直接參與窯場繪坯，這些充滿詩意的文化圖式迅速被元青花陶瓷繪畫轉化接受。

　　有趣的是，元代景德鎮(zhèn)畫工們即使有本可依，也并不會完全被畫本“格套”所束縛，往往會率性地進行一些別出心裁的改造。對比可見，兩件梅瓶上“四愛圖”的細微差異大約有十余處。如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的王羲之袒胸露肩，較為符合魏晉名士的放達形象，而武漢博物館所藏梅瓶的王羲之則衣冠端正，更似中國傳統(tǒng)文士的儒雅形象。在陶瓷畫工的闡釋下，“四愛圖”中的人物形神兼?zhèn)洌袖h勾勒出的線條單純靈動，側鋒隨意點染形成的青花韻致，令人感受到中國畫“墨分五色”的盎然古意。這種將中國傳統(tǒng)繪畫語匯意象運用于青花瓷繪坯的特有技藝，正是青花瓷獨具中國風格的體現(xiàn)。行家們常言，元青花瓷最為精彩之處，就是它的繪畫藝術。

　　“百年心賞千年意，一種風流四種香。”這是元代詩壇大家揭傒斯對“四愛”的詠贊詩句，如今用來表達欣賞元青花“四愛圖”詩情畫意時的感受恰如其分。以文飾器，器以載道。元青花“四愛圖”所彰顯的中華民族對君子人格的深層精神追求，如尚德崇仁、志潔行廉、達觀超脫等內涵，不僅在過去為古人所崇尚，在今天，同樣為世人所頌揚。千載寂寥，披圖可鑒。對今天的觀者來說，“四愛圖”即是完美的媒介，通過觀畫，人們或許可以體會到此中之真意，這也正是其價值之所在。

　　《光明日報》（2024年04月14日 09版）